数据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办税时间较一年前大幅缩短了52小时，比2012年缩短了191小时，办税时间持续压缩。11月21日，普华永道联合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世界纳税指数2018》报告，对上述世行报告中的“纳税”指标进行了详细解读和分析。《世界纳税指数2018》认为，2016年度，中国的“纳税时间”指标表现亮眼，相较于前一年大幅缩短了52小时,即20%，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税务机关在不断推进、落实纳税便利化改革方面的成效。例如，国家税务总局重点打造的“互联网+税务”“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等，引入一系列便利纳税人的措施，取消大部分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扫描认证，减少办税环节，降低增值税纳税人准备、申报、缴税的时间。

 

营改增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全面营改增推进一年多来，地方层面的税改红利已开始密集显现，营改增释放出多重效应，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业内权威专家表示，下一步，营改增改革仍将在税制完善等方面继续深入推进，增值税税率仍有进一步简并空间，建议进一步调整增值税税率。

 

　　近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局限性和经济下行压力，一直制约着东北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国家振兴东北战略步伐加快，加之营改增带来的综合效应，为其注入了强力催化剂。数据表明，去年5月至今年6月，大连市工业企业新增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19.9亿元，全市工业企业增值税平均税负由税制改革前的3.9%降低到3.5%。国有工业经济是大连工业的中流砥柱，营改增有力地减轻了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了资金流动力。2017年上半年，大连市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2.1%。在吉林省，以营改增为契机助力企业转型发展，该省四大行业净减税100.2亿元，原增值税行业因增加抵扣实现净减税63.99亿元，改革试点行业和原增值税纳税人“双减税”效果明显，各行业共享改革红利，带动经济发展、鼓励自主创业、培育企业新动能的优势不断凸显。

 

　　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营改增助力其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也在显现。以宁夏为例，营改增后宁夏服务业发展活力增强，成为宁夏经济的重要支柱，2017年上半年宁夏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27.24亿元，增长9.3%。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宁夏第三产业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2年的41.6%提高到2016年的45.6%，国税部门第三产业税收占比由29.19%提高到33.7%。同时，营改增降低了科技研发、科技服务企业税负，有利于增加投入、提高效益，增强科技研发和服务企业发展动力，促进了新兴业态发展，中卫西部云基地、银川大数据中心等大数据产业快速崛起，成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

 

　　一系列减税政策通过为企业减负，进一步推动调节社会资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在加快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摩拜单车、ofo这些新兴业态发展初期，经营规模庞大、所需设备规模较大，但是通过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获得较多进项抵扣，并通过向生产厂商、下一链条经营者、消费者提供服务，增加他们的进项抵扣，形成了服务企业进项设备抵扣和下游增值税进项抵扣的双向减负效应，使两个新兴业态企业的营运能力和效益不断攀升。

 

营改增加大服务力度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税务部门将实行涉税资料清单管理，清单之外原则上不再要求纳税人报送，同时还要大力清理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报送资料，预计2018年底前再精简四分之一以上。2014年起，税务部门启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从提速到规范，再到改革与合作，一直为提升服务水平而努力。“我们不断完善纳税服务规范，目前已更新到3.0版，实现了全国纳税服务流程一把尺、办税一个标准。”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副司长孙玉山介绍。从2015年起税务部门与银监会联合启动“税银互动”合作，让企业用纳税信用换得“真金白银”。2016年7月，税务总局又与29个部门签署联合激励合作备忘录，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41项守信联合激励措施，在提供更多增值服务的同时，加大对违法企业处罚力度，促进形成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2015年起，税务总局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目前全国税务系统已100%开通网上办税服务厅，实现了信息采集、申报缴税、发票业务等90%以上涉税事项的网上办理。如今，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办税和其他社会办税为辅、实体办税服务厅兜底的办税模式已初步形成。

 

　　据统计，全面营改增期间，全国税务机关增设办税窗口17386个，建立9338个国地税联合办税服务厅、3.6万个联合办税窗口，日均受理专项咨询电话12.9万通，打通了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分”。当前，营改增改革仍未收官，还将继续深入推进，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继续完善制造业、金融业、建筑业等行业增值税政策，健全抵扣链条，并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进程，把营改增试点成果用法律规范确定下来，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