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明确提出要“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为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定下基调。

 

　　“会议强调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预计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量价并举，长短结合，更加精准有力地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预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服务，以更大力度支持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助力全面完成全年的预期目标。”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2023年上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相机调整，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预计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精准有力，根据形势变化合理把握节奏和力度，总量和结构双重发力。继续指导利率自律机制维护好存款市场竞争秩序，促进稳定银行负债成本，增强金融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有效支持扩大需求潜力。

 

 

 

 

　　上半年，人民银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从总量上看，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操作“削峰填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利率整体围绕政策利率中枢波动，稳定市场运行。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1.3%、9.0%和11.3%。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1.55万亿元，同比多增4754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15.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2.02万亿元。金融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的企稳与发展。

 

　　从结构上看，持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优化信贷结构，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坚持“有进有退”原则，及时评估、持续优化，不断提升政策支持的精准性、有效性。

 

　　“今年以来结构性政策工具存量在持续发挥效力。”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参考一季度结构性政策工具表，今年新增的两项政策工具分别为房企纾困专项再贷款与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均是围绕支持房地产行业。而去年新创设的政策工具包括普惠养老、科技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的再贷款等。”

 

　　明明强调，尽管新设工具不多，但今年以来存量工具的额度被较多使用，6月末也针对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增加了支持额度。由此可见，今年结构性政策工具更多关注发挥存量工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力，预计后续对于仍未完成政策目标的工具会继续适度补充额度，可能还会创设新型的结构性工具。

 

　　在7月14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实施期已经结束的政策工具，存量余额还将继续发挥政策效果，确保银行体系对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不减弱，必要时还可再创设新的政策工具，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

 

　　温彬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在不同时点的指向引导，在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落实产业政策以及加大支持实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预计，下半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将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小微民营、绿色创新、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将不断加大，延续实施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规模有望扩大，扩内需、促消费领域的结构性政策有望创设出台，以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除了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搞好跨周期调节外，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是实现多重平衡，即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也意味着，除了短期灵活适度的调整外，推动中长期的改革势在必行。

 

　　此前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提出，要打好宏观政策、扩大需求、改革创新和防范化解风险组合拳，并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据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商业银行的相关改革是重头戏。“今年海外金融风险事件有所发酵，虽然对我国并无系统性风险输入的影响，但同样也提供了一些参考教训。”明明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的同时要更加关注重要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安全边际，对于自身风险资产合理评估，做到事前防范。

 

　　温彬认为，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需明确大中小银行机构的不同定位、合理分工，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能”。

 

　　具体来看，对大型银行而言，一方面，应着力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做优、做强，更大力度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等重大战略，不断提升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利用其网点多、覆盖面广、科技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强的特点，在服务中小企业、乡村振兴等方面发力。但在大型银行服务重心下沉的同时，也需在定价、考核等方面有所差异，以降低对中小银行带来的冲击。对中小银行而言，则应寻找差异化竞争优势，做精做专、做出特色，填补大型金融机构难以顾及的市场。中小银行要深耕区域发展，着力服务好当地中小微、民营企业和个人客户，改善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等状况，提升金融供给质量，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针对中小银行面临的资本补充能力下降等挑战，温彬建议，为稳定中小银行运营、增强其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可研究创新和适度拓宽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路径;明确内评法申请相关制度安排，以降低商业银行的资本占用;优化资本工具审批流程，研究重新启动二级资本债和银行永续债等资本工具审批等。

 

 

 

 

　　任何一项政策落地见效都很难依靠“单打独斗”。更好发挥货币政策效能，离不开多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做到精准有力，还需要与财政、产业、社会政策等做好协同配合。

 

　　围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有机配合，温彬表示，在“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政府债加快发行存在较大空间，货币政策可根据专项债发行情况及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财政重点投向领域及重大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持续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资金牵引作用。此外，加强货币政策与产业、社会政策的配合，例如，创设消费专项再贷款与扩大消费类政策相协同等，从而形成“1+1>2”的效果，共促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