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全面、系统、全景式的描绘和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新突破。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2023年如何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国家建设？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成效

《金融时报》记者：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国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请你介绍一下去年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特点。

 

　　何德旭：2022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国际上，世界经济复苏受阻、增长预期下挫，全球通胀形势严峻。俄乌冲突呈升级态势，世界格局持续演变，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继续分化。美联储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美元汇率走强，多数非美货币大幅贬值，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加剧。在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仍然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经济内生增长的动能仍然不足，经济恢复势头还不够稳定、不够强劲，经济运行仍显著低于潜在增速水平。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环境，2022年，我国金融运行总体稳健，积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总量上，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超过1.1万亿元，直接增加中央财政可用财力，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直接帮助企业纾困；4月份和12月份两次降准共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超万亿元，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至约7.8%，合理增加了流动性。结构上，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创设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三项新的政策工具，加上2021年四季度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以及支农支小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等长期政策工具，结构性政策工具箱更加丰富和完善，更有针对性地支持实体经济。除此之外，为支持基建投资，还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分别设立金融工具；允许地方“一城一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合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政策引导和推动下，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1.8%，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3.7%，比上年末分别高2.8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保持融资总量合理充裕，12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2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全年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21.31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数百家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金额居全球首位；不断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绿色融资、普惠小微贷款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再一方面，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央银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率于2022年1月和8月均出现两次下调。受此影响，货币市场利率稳中有降，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22年内下行0.15个百分点，5年期以上LPR下行0.35个百分点。这些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进入2023年，在你看来，我国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会遇到哪些压力和挑战？

 

　　何德旭：2023年，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环境仍然十分严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

　　其一，金融助力“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带来外需减弱，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受到抑制。近一个时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一再对“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前景发出预警。外需减弱之下，我国出口增长前景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受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资流出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压力加大，我国国际收支平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增多。

　　其二，金融助力“稳预期”任务较重。当前形势下，企业存款定期化倾向以及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都反映出微观主体防御性储蓄动机增强、预期转弱明显。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有助于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货币购买力，但是，这只有企业和居民将手中的货币资金进行投资和消费，才能对终端需求发挥促进作用。很显然，在预期转弱背景下，企业和居民预防和储蓄动机增强、有效贷款需求减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压低居民消费倾向和企业投资意愿，制约银行放贷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而且，居民和企业选择增加储蓄和持有银行存款，货币投放更多变为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也无法有效刺激总需求。

　　其三，金融体系自身还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挑战。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金融风险诱因和形态比过去更加复杂。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外部来看，高通胀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再叠加疫情反复、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粮食危机等，将持续影响全球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在国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持续推进，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与实体经济适配性不足、资金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等现象相互影响，加上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使金融业态、风险形态、传导路径和安全边界等发生重大变化，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风险、房地产金融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外部冲击风险等重点领域突出的风险依然值得高度警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

　　《金融时报》记者：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怎样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

 

　　何德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说到底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长期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融资约束意味着存在金融摩擦，实体经济外源融资成本增大而无法在最优水平下进行投资，这样会抑制实体企业的投资与研发创新，影响再生产要素的积累而阻碍经济增长。反之，解除融资约束使得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可以改善企业间的信贷配置效率，弱化企业投资对总体经济环境的依赖，从而企业的投资和劳动雇佣对基本面冲击的敏感程度变弱，宏观经济波动率下降。因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23年，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必要强调几点：

　　第一，要调动所有的金融元素，包括所有金融机构、全部金融市场要全面动员起来，共同发力，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的融资需求。过去我们更多地注重发挥银行业的作用，对证券业、保险业的功能关注不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新的形势下，除了继续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以外，还要在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上下功夫，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这是党的二十大重点强调的。同时还要利用好保险资金的优势并有效发挥保险业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风险保障的功能。

　　第二，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当前条件下，以互联网、移动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广泛、深入地渗透到金融领域，数字技术与金融更加深度地融合，这实质上是在向金融赋能，数字技术所具有的信息联通、覆盖面广、智能高效、边际成本低等特点，高度契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扩大覆盖面、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的诉求，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从实践层面来看，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供应链金融、数字绿色金融等，都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第三，要增强金融的“服务性”，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效率。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要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这既强调了金融的服务本质、服务特性，也对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金融必须牢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宗旨，切实增强服务性，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

　　《金融时报》记者：2023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应该关注和突出哪些重点呢？

 

　　何德旭：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这也就是在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

　　一是要加快推进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针对我国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度不高、大量金融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到科技创新领域、大量科技产业和创新企业没有稳定可靠的融资渠道等难题，要聚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推进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作用。要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构建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要优化和增强金融供给，完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风险投资等融资体系；要提升金融自身科技水平，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真正满足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要。

　　二是金融要支持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这也就是要求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来支持绿色发展。近些年来，我国绿色金融进展明显，无论是绿色信贷，还是绿色债券，规模都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让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让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让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绿色环保、环境友好、资源节约还没有真正内化为金融机构、全社会的一种意识、一种责任、一种理念、一种习惯。特别是发展绿色金融还面临着解决其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还必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激励与约束等方面的关系，必须解决其中的信息不对称、数字化转型等问题。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发展绿色金融密切相关，还需要发展转型金融。绿色金融的业务范围并没有包含对高碳企业转型的资金支持，而这一部分企业也是经济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所以要发展转型金融，来弥补或解决绿色金融缺乏对高碳企业转型资金支持的问题。2022年11月，在巴厘岛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通过了《G20转型金融框架》，这凝聚了各国关于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共识，我国也必须发展转型金融，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经济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

　　三是要发展普惠金融，进一步强化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极为特殊，也十分重要，对经济增长、就业、税收、创新甚至社会稳定等都有巨大的贡献。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更加困难。我们在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积累了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做法和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方面，还需要做出努力，特别要需要推动完善贷款担保、尽职免责、不良核销、资本占用等配套机制，需要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服务政策，需要用好金融科技手段，不断强化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力度。202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的通知》，从制约金融机构放贷的因素入手，按照市场化原则，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立长效机制，增强金融机构内生动力，更好发挥外部激励约束作用，着力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举措，包括健全容错安排和风险缓释机制、强化正向激励和评估考核、做好资金保障和渠道建设、推动科技赋能和产品创新等，这些举措的落地、实施一定会有助于增强和提升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要强化制造业金融支持。在我国，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部分，是真正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动力，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在驱动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存在下降压力。如果制造业占比下降过早、过快，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就业，还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基于此，“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强化金融创新，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