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数据，仅2020年，美联储、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与英国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上就投入了5.6万亿美元。持续两年后，迫于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美联储在今年3月份启动加息，并于近日又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承压的局面，我国经济金融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为何能够保持住定力？

　　这要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阶段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转变等多方面综合来看。

　　首先，不同于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实行“通胀目标制”，即把某种通货膨胀率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的政策框架，人民银行一直以来采取的是多目标制。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16年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康德苏讲座上曾这样阐述人民银行选择多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的原因——从中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人民银行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动态的金融稳定和经济转轨，转轨最终是为了支持更有效、更稳定的经济。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逐步优化。易纲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要坚守“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同时更加重视充分就业。由此表明，人民银行未来货币政策目标将以币值稳定为主，对内稳定物价，对外保持汇率合理均衡；同时，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这意味着人民银行需要更谨慎地选择货币政策工具。以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例，其原理是通过形成货币贬值预期来刺激投资消费意愿，而副作用则是带来通货膨胀、本币走弱以及非理性的投资、消费、借贷行为，甚至可能引发流动性陷阱。

　　其二，为了更好、更精准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我国立足国情，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管好货币“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同时，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前瞻性加强跨周期调节，有力促进稳增长、稳物价、稳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人民银行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投向，通过提供再贷款或资金激励的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兼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将央行资金与金融机构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挂钩，发挥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具有基础货币投放功能，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信贷平稳增长。因此，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在从总量上发力的基础上，更多采用结构化货币信贷工具，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信贷投放机制，并有效防范了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

　　其三，我国多年来持续推进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力支撑了我国在保持货币政策定力、保有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方面的选择。对于汇改方面的成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在今年10月份发布的《深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中提出，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当前汇率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有坚实基础；同时，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人民银行主要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平衡了国际收支，促进了内外部均衡。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效则更为突出。在2013年和2015年放开了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的上、下限后，2019年，人民银行进一步改革完善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这一轮改革在有效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的同时，人民银行得以打通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通道，由此包括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被有效运用。易纲也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中国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调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得益于近年来人民银行一系列改革和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得以在内外部多重压力下仍能够保持定力和足够的调控空间，促进经济稳步恢复。